“制定《中国履行〈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〉国家实施计划》的准备工作，其实在２００１年签署公约之后就开始了，应该说从那时起我们就感受到了许多困难。”回忆起参与编制的国家实施计划，胡建信教授打开了话匣子。
编制组包括各有关部门的许多同志，刚进组时，大家对持久性有机污染物（ＰＯＰｓ）的了解还相当的初级，胡教授一点也不奇怪。与我国急需解决的水污染与大气污染相比，社会对ＰＯＰｓ的认识程度同样给编制组提出了挑战。
首先就是基础数据的问题，由于长期缺乏监测，从行业到地方再到全国，我国持久性有机污染的状况到底如何，在编制正式开始前，还是一本糊涂账。一次次的调研收集数据，对编者组专家来说再熟悉不过了。而数据收集的工作包含了几个方面，首先是生产杀虫剂类ＰＯＰｓ的企业，比如滴滴涕的生产厂家等，这样的统计工作还算简单，而对排放二恶英的行业、企业的调查以及含ＰＯＰｓ废物和污染场地的调查实在是非常艰苦。在准备期，编制者们发现二恶英的分析技术资料、排放源的数据基础非常差；而由于年代久远、记录不全，含ＰＯＰｓ废物和污染场地的信息也很难获得。
“二恶英产生有３个条件，氯、碳、温度，从某个角度说，有二氧化碳产生，就有二恶英产生。”胡教授告诉记者，我国已知二恶英排放量约１０千克ＴＥＱ（毒性当量），拿一个产能１万吨的冶金企业来说，它每年排放的二恶英相当于１克ＴＥＱ左右，由此可以推算，大大小小的污染源该有多少。而这些污染源又涉及钢铁、冶金、电力、造纸、化工等十几个行业，数据收集工作难度非常大。
编制《国家实施计划》就是要为ＰＯＰｓ削减提供一份有操作性的、切实可行的行动指南。由于我国针对二恶英排放控制的措施十分有限，二恶英总的排放量还有增加的趋势。如何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，尤其是充分考虑现有污染源信息、管理措施、技术水平和资金的可获得性，是制定《国家实施计划》战略目标的关键。因此，《国家实施计划》必须涉及新政策法规的出台，涉及对危险化学品管理体制的改革，涉及控制ＰＯＰｓ污染的最佳技术方案，更涉及消除ＰＯＰｓ污染需要的资金投入。如何把握好这些问题，给出一个可以实现的方式绝非易事。
因为涉及的行业企业众多，又大多关乎国计民生，《国家实施计划》编制的过程是不是也是利益博弈的过程？面对记者的问题，胡教授的回答出人意料。虽然行业部门大多谨慎，但是由于对ＰＯＰｓ产生、危害的了解太少，很多企业还不知道自己要承担履约的义务。
二恶英是一种半挥发性的有机物，容易沉积在地表，一旦进入土壤，很难降解。欧盟等国家和地区已经明确了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绿色贸易壁垒，多氯联苯、多溴联苯、二恶英都成了“考评”的指标。“在经贸全球化的趋势下，必须有这样的意识。”胡教授认为，《国家实施计划》按照积极稳妥的方针，以公约所规定的基本责任为最高目标，强调解决对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和健康影响大、风险高的ＰＯＰｓ污染问题，这不仅是对公众健康的考虑，也体现了中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。
胡教授认为，虽然对二恶英等ＰＯＰｓ的控制存在不小困难，但是只要各有关部门统一行动，研究水平、监测水平跟上，政策法规健全，技术资金保障到位，削减ＰＯＰｓ的脚步一定能在困难中前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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